其实居民债务问题不大，而企业的杠杆率不降，终究会危及银行。//@界面:@李迅雷 认为，为应对金融危机采取的经济维稳政策，造成了从2009年至今，中国的企业、金融部门及政府债务余额增长超过50%，而居民债务增长接近100%。2014年中国企业债务余额超过14万亿美元，是中国预期GDP的135%。

【中国经济为什么不敢去杠杆】#JMedia# 海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认为，中国政府为金融危机采取的刺激政策造成了现在银行杠杆率高攀的后遗症。面对这种情况，作者认为，今后中国应该是“转杠杆”，而不是简单加杠杆，即企业去杠杆、中央加杠杆，约束地方政府债务余额。→

[威武] //@汉嘉高贤林:哈耶克早就说过，靠信贷增长的经济就像拽着老虎尾巴，放手了会被老虎回头吃掉，不放手那就被老虎拖着累死。[嘻嘻]

【稳增长使债务恶化】尽管2季度GDP反弹至7.5%，但GDP名义增速仅为8.5%，货币显著超增，导致M2/GDP创213%历史新高。企业和金融部门债务大幅恶化，其中企业负债/GDP从121％升至127%，14年上半年民间投资增速回落幅度较大，政府靠拉升基建来稳住经济，导致城投、贷款利率居高不下。而房地产隐患愈加严峻。

【稳增长使债务恶化】尽管2季度GDP反弹至7.5%，但GDP名义增速仅为8.5%，货币显著超增，导致M2/GDP创213%历史新高。企业和金融部门债务大幅恶化，其中企业负债/GDP从121％升至127%，14年上半年民间投资增速回落幅度较大，政府靠拉升基建来稳住经济，导致城投、贷款利率居高不下。而房地产隐患愈加严峻。

中国股市的结症在于公司治理，背景是国家治理。故三中全会提出改革目标是完善国家治理，太对了！稳增长无助于改善国家治理。同样，GDP回升也无助于公司冶理及股指回升，这是24年来的市场数据可以实证的。

【再论如何让你的研究入木三分】《如何让你的研究入木三分》很多读者读后觉得意犹未尽，本期@李迅雷 再写了一篇关于资本市场研究的心得体会，挑战一些所谓的“常理”。为何首席经济学家难以给中国股市指路？逻辑的选择与逻辑的运用哪个重要？如何俯视历史的长河来找寻拐点？详见：→

只有中国股民被教育得最文明：跌了那么多年，从不去砸交易所或上市公司[威武]//@董洁林://@潘石屹: 转发微博

【图片】中国奇怪现象： 房价暴涨了十多年，没有人去砸售楼处；而房价一旦下跌，就有人来砸售楼处！航班延误了，打空姐；看不起病，砍医生；恨贪官，却到幼儿园砍杀儿童；恨贪官，却跑去烧公共汽车；恨日本，就砸同胞的日系车……向无辜更弱势的人开刀，是这个国家的传统和习惯吗？

[赞] //@范剑平:日本的经济高速增长期基尼系数远远低于中国，收入分配比中国差距小。但房地产曾让日本一些人坐过财富过山车，泡沫破后，财富差距和收入差距重新缩小。中国经济增长一直伴随收入财富差距扩大，中国房地产问题与日本病根不同。

中国过去5年房地产的病根不在房地产业本身，而是中国收入分配不公平在房地产的投影。如果贪官和暴富者收入存款银行，分配差距不在房产上显性化，没有他们低价入市与民众争房源抬高房价，没有房价成财富再分配巨大绞肉机，中国就不会经济如此畸形，社会矛盾如此尖锐。中纪委才是这次房价调整的真功臣。

【所谓刚需其实很脆弱】据房产商说，现在购房者都是刚需，这就奇怪了：住宅不是大米，应属于可选消费品而非必需品，不买也可以租呀！且目前租金/房价比多在3%以下，而按揭贷利率为6.7%，如果不是担心房价还要上涨，为何要买房呢？因此，一旦房价有滞涨趋势，没有了投资品属性，所谓刚需照样灰飞烟灭。

从农业人口转移角度看，中国城镇化（人口红利）已步入后期；从城市集聚化角度看，城镇化（规模经济）还处于中期，今后城市集群增多，而不少地方变空城；从公共服务均等化角度看，城镇化（社会保障和福利）还处于早期。结论：中国经济从欠账式增长步入负债式增长。

【农民工增量锐减：城镇化已步入中后期】国家统计局《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揭示，13年全国农民工总量比上年增加633万人，但12年增加983万，11年增加1055万，10年增加1245万，平均每年新增农民工数量约减少200万，按此速度，到16年新增农民工就没有了！城镇化，原本就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而非动力。

【农民工增量锐减：城镇化已步入中后期】国家统计局《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揭示，13年全国农民工总量比上年增加633万人，但12年增加983万，11年增加1055万，10年增加1245万，平均每年新增农民工数量约减少200万，按此速度，到16年新增农民工就没有了！城镇化，原本就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而非动力。

一季度有些省的GDP增速大幅下滑，有的跌至4%，这是否说明过去的有些地方GDP被虚假夸大？如今该指标重要性降低是好事。

【过度看重GDP会阻碍中国经济转型】@李迅雷 中国虽从理念上降低了GDP的地位，但在决策思维上仍被其左右；高投资不能让GDP保持高增长，更何况要保持高投资越来越难；中国经济转型的主要障碍还是来自于行政体制改革的滞后,唯有放弃以GDP为评价核心的政绩观，才有利于行政职能的转变→